中医认为痰为诸病之源，有“百病多由痰作祟”，又有“怪病多痰”之说，而历代医家对痰的学术观众说纷纭，在治痰上也各有心得，每使后学眩目。余谓诸家之论，各有发挥，但必综合观之始全，现就其痰病观作一总括分析：

1仲景之痰病观：当以温药和之

痰饮一名，实始于《金匮要略》。仲景论痰饮基本上继承了《内经》的思想，从脾不“散精”、肺不能“通调水道”、膀胱（肾）不能化气行水，故而“水精”不布、“五经”不行，停积而为痰饮主论，进一步阐述了其病因病机。如《痰饮咳嗽病》篇中说：“夫病人饮水多，必暴喘满。凡食少饮多，水停心下，甚者则悸，微者短气”。仲景于痰饮形成之机理独发中焦之论，足见其在痰饮的形成中尤其重视脾胃的运化功能。又如《水气病》篇指出：“寸口脉弦而紧。弦则卫气不行，既恶寒，水不沾流，走于肠间。”“少阴脉紧而沉”，紧则为痛，沉则为水，小便即难。”总之，仲景认为，痰饮是肺脾肾气化失司，或三焦水道失于通调，影响水液的正常敷布与排泄，以致水饮停积而形成的。而且三脏之中脾胃运化失司首当其要。

在治疗上提出了“病痰饮者，当以温药和之”的大法。认为痰饮为阴邪，有形而易伤阳气，遇寒则凝，得阳始运始散，但用药当平和，补阳要防其过于燥化而致胃热上冲其面，故投药当用“温“而不用“热”。痰饮为患，不能速生，亦难以速去，病势缠绵，病程较长，治疗除非急证一般不急不徐，“和之”以取效。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性和灵活性。饮分而言之有四，合而言之总为痰饮而已，或伏于脑隔，或留于胃肠，或积于两胁，或泛溢于四肢，或影响五脏。而仲景从一源而立法，示人以规矩：“以温药和之”。在具体运用中又无不处处体现辨证论治的灵活性。根据饮邪之盛衰、标本之缓急，急则治其标，随饮之所处因其势而利导之；缓则治其本，因脾肾之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治法；标本俱急则同治，或温或和或和而用温，温则振奋阳气，通调水道，化气行水，而重在脾肾以治本，和则“去菀陈莝，开鬼门，洁净府”，随证用药，权宜之计以治标，冀其阳气得复，水饮得躅，阴阳调和，气体水行。金匮要略对于痰饮论述甚详，其理、法、方、药之完善，至今仍有效地指导着临床痰钦病的辨证治疗。

2丹溪之痰病观：百病多兼痰

丹溪取百家之长，承前贤之说，对于痰证的病因病机特点进行论述，临证识“痰”独具慧眼。首先立论“百病多有兼痰”，对痰的论述逐渐突破了《金匮要略》中所说的痰饮范围，开始蕴育着广义“痰”的概念，指出：“痰之为物，随气升降，无所不到。”认为“痰来去无定，聚散无常，五脏六腑莫不为患，或贮于肺，或贮于胃，或凝滞于心膈，或聚于肠间，或客于经络四肢等等”，根据此理论，丹溪临证诊病多从痰沦治。在治疗上，朱丹溪独辟门径，倡“顺气为先，治脾为本”。自仲景后，痰病论治历代医家多遵“以温药和之”的原则，认为痰饮为阴邪，每多挟寒，非温不化。而丹溪提出治痰“顺气为先，分导次之”的创见，所谓“善治痰者，不治痰而治气，气顺则一身之津液，亦随气而顺矣。”在其所制祛痰诸方中，多配伍辛温行气之品。并且根据脾为生痰之源，“盖脾为后天之本，脾运不健，则津液不化，聚而成痰”，提出“实脾土，燥脾湿，是治其本也”，主张以二陈汤为准绳，灵活运用，而治一身之痰证。这些是他在痰证治疗中的创造性的经验，同时也是后来医家学习和治疗痰证的重要理论之一。因此临床上他临证加减或温阳化痰或扶正化痰，亦可消积行气、开郁化痰等，真乃曲尽其妙，从而看出他这种非见痰而治痰，辨证治根源，以治气为先的治疗原则。更突出的，朱丹溪对于痰瘀关系较前人更为注重，首先提出了“自气成积，自积成痰，痰挟瘀血，遂成窠囊”的论点，并提出“痰瘀并存，痰瘀同治”的理论，也就是治痰要活血，血活则痰化，因为气血流畅则津液并行，无痰以生，气滞则血瘀痰结，气虚则血涩少而痰凝，血瘀气滞则络阻，津液不能行，血少脉道不通，迁缓流塞，律液不能布化畅通，从而瘀积。所以说“善治痰者，必先治气，同时也要治血”，从而开创了痰瘀致病之说，这一认识对后世医家治疗中风的影响很大。此外还提出湿热生痰之说，“痰火生异证”等。

总之，丹溪治痰，巧思妙悟，匠心独具，倡百病兼痰，创窠囊之说、痰瘀并施，确是自树一格，为后世取法者殊多，诚为临床治痰之大家，对后世痰病学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。

3张景岳之痰病观：治痰不必治痰

张景岳十分推祟此说，主张治痰当知求本。他治痰的一个突出特点，就是以五脏为核心，针对病证的寒热虚实而辨证立法、组方用药，将医理药理融汇贯通，体现了“见痰休治痰，而治生痰之源”的中医辨证观和治疗学特色。张氏基于“痰必因病而生，非病之因痰而致”的学术观，认为痰之为物，本非人身所固有，痰涎是标，脏腑功能失常是其本。故认为“善治者，治其生痰之源，则不消痰而痰自消”‘故善治痰者，惟能使之不生，方是补天之手”。因此强调治疗痰病不可简单地祛痰，而应重视调整脏腑的功能，使五脏安和，则痰涎不生。

张氏认为五脏之中，脾、肾二脏又至关重要。“五脏之病．虽俱能生痰，然无不出乎脾肾，盖脾主湿，湿滞则为痰；肾主水，水泛亦为痰。故痰之化，无不在脾；而痰之本，无不在肾。“故治痰者，必当温脾强肾，以治痰之本，使根本渐充，则痰将不治而自去矣”。大旨仍归于温补。另外他还强调治痰宜辨虚实，当分缓急治之。总之景岳治疗痰证，重视治疗生痰之源，始终不忘先后天之本，然后针对具体证情而选用适当的治疗方法。

4叶天士之痰病观：血热之说和治痰求本

叶天士治痰论述，散见于《临证指南医案》中，他的总的治痰学术思想是：善治痰者，治其所以生痰之源，则不消痰而痰自无矣。主要论述在三个大的方面：①对痰郁病机证治阐明：《叶案》中多处述及“痰火郁遏”，“痰因气滞，热郁”，“气滞痰聚”，“郁痰，此郁虑已甚??”。究其病因，有因痰而致郁，因郁而生痰，或“吸烟上热”的肺气郁遏，‘洒肉肥甘”厚味演痰，热郁助壅，脾胃水湿凝聚，“气隧不得流扬”，是为痰病之因。叶氏阐述“痰火郁遇”的观点，包括气滞，气逆，气郁，热郁，郁火等痰郁互为演变理论，提出痰证以“宣通郁遏”的治法纲领。其治法包括清上宣通法，清痰开郁法，清热导痰法等，②对痰火病机证治发挥：叶天士对痰火的精辟论述，主要有三方面，一是从有形之痰与无形之火，认为“痰壅无形之火，火灼有形之痰，即热邪熏蒸津液而成痰，痰续阻碍气道而生火；二是从“肝胆火风，易于贯膈犯中，中土受木火之海，阴阳变衰而变生痰；三是体质因素，《外感温热篇》“平素心虚有痰，外邪一陷，里络就闭”。其特征是风、火、痰燔灼蒸腾，“上蒙清窍”，“耗血动血”“痰火阻络”或”温邪逆传檀中，热痰蔽阻空窍”以及“痰潮神昏”，临床可见痉烦、神昏、舌强不语、咳血呕血，呼吸不利以及痛证，肢体偏痿等。多与痰火、痰瘀阻滞有关。③摄肾固真，乃治痰之本的学术见解：认为痰之本也，多在于肾。“元气亏乏，阴盛阳衰”是叶氏对痰饮病机的高度概括。“水无泛溢之虞，而端本澄源矣”。纵观《叶案》“摄肾固真，乃治痰之本”，其立论有“下虚不纳，浊泛痰秽”，“真元少藏”，或“京质为阳，不受刚燥”。体现了叶氏治痰求本的学术观念。总之，叶天士治痰学术思想，无论在急、危、重症的心、脑、肺、肾等病，抑或痰瘀相关的疑难病证，重温叶氏对痰的精辟论述及用药特色，对于指导临床，拓宽治痰思路，有着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。

5其他医家

痰饮一证，前人论述甚多。如隋代巢元方《诸病源候论》、唐代孙思邈《千金要方》、宋代陈无择《三因方》等都有论及，还有张子和创立的痰蒙心窍理论，明·徐用诚提出了补胃清中气为治痰之本，而明·王节斋主张补肾化痰，说：“痰之本，水也，源于肾”，张介宾提出了培补脾肾，以杜绝生痰之源的理论，清人周学海则明确提出“冶痰必用破瘀”和“不得补火，不得利水”之禁忌。

另外，傅青主认为：“古人所立治痰之法，皆是治痰之标，而不能治其本也。如二陈汤，上、中、下、久、暂之痰皆治之，而其实无实效也”。他基于“气虚自然多痰，痰多必然耗气，虽分而实合”的认识，认为就气与痰来说，气虚是本，痰湿是标。又说：“治痰之法，不可徒去其湿，必以补气为先，而佐以化痰之品，乃克有效。”其立方以重用人参为主药，并谓：“人参原是气分之神剂，而亦消痰之妙药。一去痰之滞，乃气之滞也，苟不补气，而唯去其痰，未见痰去而病消也。”其所立治疗，以补气健脾为主。

李时珍在《濒湖脉学》中说：“痰生百病食生灾。”在《本草纲目》辑录的附方中，治疗各种痰病及顽痰怪症的方剂，约有三百余首，其治痰诸法，有一个明显的特点，即以五脏为核心，充分体现了“见痰休治痰”的整体思想。

通过综观历代医家流派对“痰”的探讨可以看出，关于“痰”主要有两次概念上的重大变化：第一次概念的转化是隋唐至宋：此时期将痰与饮分立，痰独立为病证，始于隋代巢元方《诸病源候论》。第二次概念的转化是从金元至清代：医学家们对痰的概念有所泛化，提出百病兼痰学说，冀以用痰赅论诸证。在论治观点上综合各家学说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：①当以温药和之；②顺气为先；③实脾治本；④强肾之本；⑤治痰不必治痰；⑥补气为充等等。这些论点论著都是中医学宝库中的内容，值得进一步挖掘，并且随着痰证的现代医学研究进展，必将附予其新的内容。